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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蜀汉灭亡:人心向背的结果,也正是“天意”

时间:2020-02-22 06:18  来源:中国环保网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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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浅析蜀汉灭亡:人心向背的结果,也正是“天意”

前言

“刘备宽仁有度,能得人死力,诸葛亮达治知变,正而有谋,而为之相;张飞、关羽勇而有义,皆人杰也。以备之略,三杰佐之,何为不济也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注引《傅子》)。

的确,纵观三国,蜀汉曾经地跨荆益,人才荟萃,三国九条好汉有其七,卧龙雏凤兼而有之(水境先生言:“卧龙雏凤,得之其一,天下可安”)。按理说,它是很有希望统一全国。然蜀汉立国仅有42年,即归灭亡。其兴也勃,其灭也忽,不得不令人深思。

一、蜀汉灭亡兆于荆州之失

早在建安12年(公元207年),诸葛亮就在他那著名的《隆中对》中明确指出:“今操已拥百万之众,挟天子而令诸候,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,国险而民附,贤能为之用,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沔,利尽南海,东连吴会,西通巴蜀,此用武之国,而其主不能守,此殆天所以资(将军),将军岂有意乎?益州险赛,沃野千里,天府之国,高祖因之而成帝业。刘璋闇弱……民殷国富而不能存恤……若跨有荆益……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,天下有变,则命一战将,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,出于秦川……诚如是,则霸业可成,汉室可兴矣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)。

在这里,诸葛亮看到曹操消灭了河北的袁绍后,军事力量的全盛,以及其“挟天子以令诸候”的政治优势,认为刘备非其对手,起码不可速图。同时,他也看到了孙权历经在世打下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基础及其地理优势,认为孙权只能为援而不能兵戎相见。况且,在《后出师表》中,诸葛亮集中地阐述了“汉、贼不两立,王业不偏安”,认为刘备的冤家对头不是孙权,而是曹操。基于以上原因,他提出了三国鼎立,联吴抗曹的主张。

《隆中对》又对地理形势进行分析,认为荆州北面有汉水和沔水,可以据守;南面“自桂阳、苍梧跨有交州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五胡三省注),可以“利尽南海”,发展海外贸易;“东连吴会”,指孙权所据有的江东;“西通巴蜀”,指刘璋所据有的益州(今四川及附近之地)。可见,荆益两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是“霸业可成”的资本,故必须兼而有之,才能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,天下有变,则命一战将,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,出于秦川……”

正因为荆州在军事、经济上的重要性,诸葛亮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“借”荆州而赖之不还。然而,因关羽性格的骄傲和为人的“陵于大夫”使得孙权有机可乘,夺取荆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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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说,关羽出兵襄攀,其目的在于连通汉中,为北伐打下基础,其本身并不是在破坏“跨有荆益”的规划,并不决定着荆州之失守(因此得到诸葛亮的默许)。荆州之失,是主客观原因的综合。

在客观方面,孙权有才而蓄谋已久(荆州为吴蜀必争之地),且陆逊有奇才,吕蒙有政治头脑。

在主观方面,一是关羽政治敏感性不够强,不但没有贯彻执行诸葛亮连吴抗魏的规划,还辱骂孙权,并露骨表示,攻拔樊城后将移军灭吴,“终不敢尔,如使樊城拔,看不灭汝邪!”(《典略》)二是关羽过于托大,不了解孙权,更看轻了陆逊,以为其乃一介书生,不成气候,心生麻痹,违反了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的兵法;三是关羽性骄,素轻监军糜芳、傅士仁,“陵于大夫”,内部不团结。四是“羽为人强梁,自恃二城守固,必不终退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董昭传》)。,终于,军事重地江陵、公安被轻易袭取,关羽措手不及,败走麦城,最后被孙权擒杀。

在主客观原因的推动下,关羽终于轻易断送了荆州,为蜀汉灭亡打下伏笔。至此,诸葛亮的策划被打乱,荆州丢失,益州也就成了“孤绝之地”。蜀汉仅有益州,自保尚不易,怎能发展?此后,诸葛亮北伐不能成功,原因之一就是荆州失守,使其不能“命一上将,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”,与“益州之众,出于秦川”相配合。

二、夷陵战败,灭国之根。

如果说荆州失守,使蜀汉失去争霸的基础,使得蜀汉仅仅能自保;那么,夷陵战败,则对蜀汉灭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因为,荆州失守后,蜀汉主力未损,兵力强盛(刘备亲率20余万精兵,御驾亲征东吴,是为夷陵之战),刘玄德颇得人心,诸葛亮神机妙算,虽然争霸已属不易,但自守还是有余。

然而,刘备“忿孙权之袭关羽”,贸然发动了“夷陵之战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;而且见好不收(战争初期,蜀军败孙桓,夺秭归,威震东吴朝野),妄图一举消灭孙权,替关云长报仇。但那谈何容易呢?“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,国险而民附,贤能为之用”,连曹操都奈之不得,何况实力并不十分雄厚的刘备呢!

结果,夷陵一战,陆逊率兵五万,以逸待劳,火烧刘备70余里、40多座连营,使得蜀军“舟船器械,水步军资,一时略尽,尸骸飘流,塞江而下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逊传》),蜀汉从此元气大伤,不仅彻底失掉了荆州,精锐部队也消耗大半,国小、兵少,(诸葛亮北伐,全国总兵力才10万,而魏国单前线兵力就有20万),民弱,变成最弱的国家。诸葛亮纵有超人之谋,也是回天乏力。否则,以诸葛亮之智,刘备之仁、诸将之勇,诸兵之众,要夺回荆州不无可能,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况荆州是蜀汉争霸的必要基础,诸葛亮岂肯善罢干休。

三、从领导集团来看,刘备病逝使蜀汉失去了最强的凝聚力。

《三国志》评论刘备曰“先主之宏毅宽厚,知人待士,盖有高祖之风,英雄之气焉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,又说:“刘备,天下之英雄,一世所惮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逊传》),“刘备,人杰也!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晔传》),刘备“英雄盖世,众士慕仰,若水之归海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),“刘备以袅雄之资,而有关羽、张飞熊虎之将,必非入屈人下者”《三国志·吴志·周瑜传》)。

由上可知,不管刘备是枭雄,还是英雄,我们仅从时人,特别是他的对手们的评价就不难知道,刘备在当时的确是影响重大,是一个中心、一个凝聚人才和人心的中心。

难怪当刘备投奔曹操时,曹操煮酒论英雄,认为“今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耳”,当“先主走青州,青州刺史袁谭,先主故茂才也,将步骑奉迎,身去邺二百里,与先主相见。”

然而,当今很有一部分人对刘备却大肆贬斥,谓之无赖子,混迹儒门的小知识分子。其实,依我之见,蜀汉之能立国,与刘备本身的修养及其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不可分。可以说,若非刘备,其他人是很难在那种条件和环境下自存的,更不用说立国。因为刘备虽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,但家道早衰,刘备本人也是“贩履织席为业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,因为贫穷,他要组织武装是很不容易的,故而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固定的地盘和部队,只能东投西靠。刘备如果不是以其贤能及因贤能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,刘备以其本身的家庭是绝对建立不起蜀汉政权的。

回顾历史,不能知道,刘备是很注意人心向背,注意自身的修养及由此而产生的凝聚力。

(一)他具有当时人最优秀的品德,以“仁”凝聚人心。当他任平原相时,“刘平结客刺备,备不知而待客甚厚,客以状语之而去。是时人民饥馑,屯聚钞暴。刘备御寇,内丰财施,士之下者,必与同席而坐,同簋而食,无所简择,众多归焉。”当刘备得知刘琮向曹操乞降,或劝其劫刘琮及荆州吏士经南到江陵,备答曰:“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,背信自济,吾所不为,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?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注引孔衍《汉晋春秋》)虽然,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早已提出“跨有荆、益”乃称霸之基,刘备却不忍取之而自济,其“仁”至矣。当曹操追急,刘备率军民撤退,“比至当阳,众十余万,辎重数千辆,日行十余里,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,使会江陵。或谓先主曰‘宜速行保江陵,今虽拥大众,被甲者少,若曹公兵至,何以拒之?’先主曰:‘夫济大事,必以人为本,今人归吾,吾何忍弃之!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。

对此,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注引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作出了公正的评价“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,势逼事危而方不失道。追景升之情,则情感三军;恋赴义之士,则甘于同败”。

(二)刘备谦恭待人,重视人才也是加强凝聚力之道。刘备虽属皇室,但能与草莽英雄关、张桃园结义,“寝则同床,恩若兄弟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)。此外,刘备三顾茅庐和白帝托孤之事也感人肺腑。难怪他从江陵撤退时“荆楚之众,从之如云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刘巴传》),就连曹操谋臣程昱也刘备“有雄才而甚得众心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),征士傅干说“刘备宽仁有度,能得人死力”。

(三)刘备虽无兵书专著,但实践经验丰富。他曾参加过镇压黄巾之战和征讨董卓之战,跟孙、曹均交过手,能领导战争,可谓能文能,故吴大鸿张俨说:“盖闻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,皆用征伐而定之。揖让而登王位者,惟舜禹而已。今蜀魏为敌战之国,执势不俱王。至操备时,强弱悬殊,而备犹出兵阳平,擒夏候渊。羽围襄阳,将降曹仁,生获于禁,当时北边大小忧惧,孟德身出南阳,乐进、徐晃等为救;围不即解。故蒋子通(蒋济)言彼时有涉许渡河之计,会国家袭取南郡,羽乃解军。玄德与操,智力多少,士众多寡,用兵行军之道,不可同日而语,犹能暂时取胜,是时又无大吴犄角之势耳”(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附张俨《默记·述佐篇》)这些记载不能不说明刘备善于用兵,只是与曹操起点差距太大,以致不能像曹操那样很快就取得成果。

可见,刘备不管是从品质,还是从重视人才,还是从军事才能来说,都能收人心,聚众力。再加上刘备系刘家正统,很能得到一部份“忠臣义士”的拥护。

所以,刘备不仅仅是蜀汉意义上的国君,更是蜀汉的中坚,蜀汉的命脉。国君可接,而中坚不可去,命脉不可断也。

也许,正因为刘备文武兼备,是蜀汉最强的凝聚力,才使得没有多大才能的刘禅更难树立威信,更难有一股无形的凝聚力。刘禅,小名阿斗,一个乐不思蜀的昏庸无能者,他既没有参加过战争,立过战功,也不懂得如何去凝聚人心,而且没有雄心壮志,听信谗言,使诸葛亮北伐功亏一篑;又贪生怕死,不如其子刘谌多矣。特别是诸葛亮死后,宠信宦官黄皓,使政治腐败,内部矛盾加剧。当时吴臣形容蜀汉的情况说:“主闇而不知其过,臣下容身以求免罪,入其朝不闻正言,经其野民皆菜色”。

刘备,绝世英雄;阿斗,扶不起的。二人皆为蜀君,前后而已;然而两相对比,当时蜀汉臣民失落感、离心力是可想而知的。故虽有诸葛亮为相,仍难逃灭国的命运。诸葛亮北伐,没能出现他所想象的“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?”(《隆中对》,大概也是因为时人对刘禅的不信任、没有信心的缘故吧。可以说,像刘禅这样昏庸的皇帝,若不是借刘备的余威、正统的优势和诸葛亮的竭力扶持,还能坐得下去吗?

可见,刘备病逝,对蜀汉的打击是多么地沉重啊!

四、人才不继使其失去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人才是一个集团、组织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,内在动力,人才是一种巨大的宝贵财富。一切战争,归根到底,其实都是一场人才战。可以说,人才亡,则国亡;人才兴,则国兴。

纵观蜀汉历史,蜀汉灭亡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:人才过分集中与人才断层不继。夷陵之战前,蜀汉可谓人才云集,单说三国九条好汉有其七(后关、张死去),卧龙雏凤兼而有之(后雏凤死去),还有一班如邓芝、蒋琬、费 、董允等能臣,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蜀汉历史的最高峰。然遗憾的是,蜀汉人才史没有延续性,过份集中地产生,又过份集中地死亡。看夷陵战后,特别是诸葛亮北伐时期,人才凋零,后继乏人,出现了“蜀中 无大将,廖化当先锋”的危险局面。

诸葛亮自己也看到潜在的危险性,故他在《后出师表》中说:“自臣到汉中,中间期年耳,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兰、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,突将无前。”又说:“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,非一时之所有,若复数年,则损三分之二矣”。这也许就是诸葛亮“六出岐山”的苦衷吧。

一方面,蜀汉人才剧减,后备不足,能称得上上将的只有魏延;却因用兵才略与诸葛亮不合而受压制,不仅才干未尽,且含冤而死。此后,文臣自费 被刺之后,可谓安国之臣少到极点。

另一方面,魏国曹丕有威有略,且其臣司马懿机权干略,不在诸葛亮之下,何况司马仲达部属张郃、郭淮等均强于蜀将,更可怕的是其地处中原,人才层出不穷,前后无继,无断层之忧,如司马司、司马昭、钟会、邓艾等,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,即使是吴国,陆逊还在,不减其勇其谋。

在这种情况下,诸葛亮、姜维纵有回天之力,也难挽覆舟于狂澜,诸葛亮之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乃是必然的。

五、从蜀汉国力和地理环境看,灭亡是迟早的。

蜀汉自失守荆州后,仅有益州一地。而荆益两州缺一不可:兼而有之,则两地均是活地,都是可以用武之地,攻守进退都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;但缺少任何一州,都成了“孤绝之地”,难攻难守,犹鸿雁之断翅,十分不利。

从当时的地理形势看,汉中是小盆地,关中有八百里秦川,三条谷道连结关中和汉中有如车辐之聚于车毂(从汉中北入关中,跨越秦岭有三条谷道:由东向西有子午道、傥骆道和褒斜道。东道子午谷最险远,有660里的高山险谷,直通长安;中道傥骆道最近,谷长420里,通关中武功。西道褒斜道较为宽坦,谷长470里,该道中段,有条西出折而向北的支道叫箕谷,往北经散关即达陈仓);由北向南攻,可以诸道皆出,居高临下会聚汉中,任何一条道路都无被切断之虞;由南向北攻,诸道并出。出谷仍将分散在八百里秦川的东西川上不易集中。所以,从地理环境上看,蜀汉十分不利。

同时,由于蜀汉仅有益州,国力薄弱,兵少粮少人才少。故其北伐只能集中一路,又有运粮之难及粮草不继甚至粮道被截为之忧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,就因为兵少将少之故,被魏将张郃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因为马谡失街亭,赵云败于箕谷,从而粮道难保,后方不得不败退。此后,诸葛亮和姜维也往往因粮草不继而不得不收兵。

六、丧失用奇之机,等于丧失希望的曙光

综上所述,我们不难看出,蜀汉灭亡兆于荆州之失,根于夷陵之败。荆州之失给刘备霸业的实现以严厉地打击,但单有荆州之失,蜀汉还有夺回荆州重争霸业的可能性。然夷陵之败损兵折将;刘备托孤,凝聚力剧减,国力剧弱,再也无法夺回荆州,霸业已是无望,仅能暂时自保而已。

基于荆州之失、夷陵之败,使得蜀汉国小力弱,人才缺乏,再加后主无能,使得其没有资格与吴、魏,特别是和魏国进行和平竞争——休兵息民。因为当时“天下三分,魏国有其八,吴蜀各保一州而已”(《三国志·刘晔传》裴注引《傅子》),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。

正因为蜀汉失去了和平竞争的可能性,才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屡次劳师动众,进行北伐(这也许是诸葛亮难言之苦衷吧)。若不北伐,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,凝聚力、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。可以说,诸葛亮除了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(《前出师表》)的主因外,还在于“树立威望,凝聚蜀汉人心”。

依当时的形势,蜀弱魏强,而战争则是军事、经济、政治综合力的较量。故蜀汉失败是必然的。但必然中还有偶然,蜀汉能否复兴,着关键是不能和魏国打消耗战,而只能险中求胜,即依魏延的分析,曹魏长安守将夏候懋胆怯无谋,魏延可率精后五千,负粮兵五千,循子午谷出奇不意,十日到达长安。那时夏候懋将弃城逃走。而他则保证留守20天,诸葛亮率大军可以赶到,如果这样的话,蜀汉还有复兴的可能性,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。

然而,诸葛亮却把这一线希望也放弃了,因为当时子午道全在魏境,故诸葛亮认为那是弄险,不如“安从坦道,可以平取陇右,十全必克而无虞,故不用延计”(《三国志·魏延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),结果“六出岐山”而无攻,反中了曹魏“致人”之术,落得个“长使英雄泪沾巾”的悲叹。

难怪陈寿认为诸葛亮“将略为短’,以弱抗强,不出奇兵,百虑安全取胜,古今中外尚无一例。

如果说蜀汉在夷陵战后还有可能复兴的话,那么诸葛亮首次北伐丧失用奇战机,却使得蜀汉复兴根本无望。但诸葛亮在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;树立威信,凝聚蜀汉人心;联吴外交,推动北伐;王业不偏安,北伐中原死中求生;蚕食魏境,观鲜何隙(关之法《诸葛亮北伐新探》)五股合力的推动下,却不得不北伐。但北伐基于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,又不得不失败。屡败屡战,恶性循环,从而劳民伤财,久之会丧失人心;而曹魏休养政策,可得民和,故蜀汉灭亡也是人心向背的结果,是“天意”,是历史的必然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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