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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文辉:戏曲史研究的日本因缘

时间:2020-04-07 17:24  来源:中国环保网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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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胡文辉:戏曲史研究的日本因缘

《书的诱惑》,黄仕忠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0年1月出版

昔年仕忠兄曾赠我一部所辑的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,煌煌巨册,标价甚昂,我于此道只属外行,故颇觉意外,亦很感其好意。而检读前言,于日本中世以来藏曲、研曲的情形述论甚详,介绍各处庋藏时,又旁及相关人物与史事,其价值固不限于戏曲研究,亦有关中日文化交通、文献学乃至学术史。想来这也是仕忠慨然相赠的缘故吧。

仕忠所治,是典型的专家之学,如今他问序于我,我仍觉意外。好在这本集子所录皆属专业之外的论说,我这个专业之外的人也就不能推辞了。

此集所收,有自述,有忆人,有访书记,有书评和序跋,更有杂论,是一位戏曲史前沿学者的观照与自我观照。其中访书记部分,几等于日本访书记,又主要是日本访曲记,我感觉最为精彩。

仕忠因东洋访学的机缘,发现大量未知未见的中国戏曲文献,乃倾力于访求、著录、刊布及研究,既成就了属于“为人之学”的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《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》,亦成就了属于“为己之学”的《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》,其收获之丰硕,不仅超出中国学者所知,虽日本学者亦有不及,挟山超海,可称独步。而在访书记及有关序跋中,即可见他对此工作最亲切的忆述,可视为当代戏曲研究史的外编。

观仕忠的问学,初从于徐朔方先生,再从于王季思、黄天骥先生,而王老系吴梅吴瞿安的弟子,则论其师承,可谓承续了吴梅一系戏曲史学的统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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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中先贤谱》中的吴梅画像(苏文/画)

吴梅是我列入了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里的人物。我将近世的戏曲史研究分为二系:一是王国维作为史学家的外部研究,一是吴梅作为戏曲家的内部研究。对于吴的学术遗响,我说了一段话:“浦江清悼吴氏之亡而感慨系之:‘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,有为时代所弃者,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,有非接近其人,得其指点,不能妙悟者。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,今方兴未艾,如材料增多,方法加密,后者可胜于前。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,由词章家作曲,音乐家谱唱,艺术家搬演,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。一旦风会转移,此艺术亡,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。……其卒也,必有绝学不传于世者,后之人莫能问津焉,此最可悲悼者。’此即所以王静安之学后继有人,而吴瞿安之学人亡政熄也。至于今日,虽尊奉瞿安为祖师者,实亦不能不私淑静安。”这个判断,放在仕忠身上,自觉也是贴切的。

仕忠早期以《琵琶记研究》出道,其用力处,在穷搜《琵琶记》的存世版本,比勘异同,论断得失,已显出偏重文献的作风;后来东渡访书顾曲,专注于日藏戏曲文献,虽得于外在的因缘,实亦源自内在的合契。这样的学术取径,借用一句话来说,就是“中国戏曲史研究界的朴实楷模”。这自然属于“材料增多,方法加密,后者可胜于前”的考据工作,可见得他的“私淑静安”了。

仕忠在文献方面的搜罗传布之功,其有补于戏曲研究,识者自知,已不待言;需要强调的是,他亦深有学术史的自觉,由日藏戏曲文献本身,及于戏曲的日本收藏者,及于戏曲的日本研究者,遂介入了戏曲收藏史及学术史的领域。

《宋元戏曲史》

众所周知,王国维一向被视为戏曲史研究的开山,而他撰作《宋元戏曲史》,正在旅日期间。仕忠通过求索日藏戏曲文献及其背后的人事,等于重访了戏曲史研究开山的“现场”,揭示了王国维当日的学术语境。他特别指出,森槐南在东京帝国大学时有讲义《词曲概论》,材料和见解皆近于王氏,且祖鞭先着,只不过英年早逝,声名寥落。这就意味着,王国维当时应受到日本学人的影响,很可能包括森槐南。这种复原学术史、表彰“学术史失踪者”的工作,最为可贵。又如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,因盐谷温的影响,亦爱好菊部说部,二十年代往来南北,搜集了大量戏曲文献,包括当时中国学人尚未重视的俗曲唱本及皮黄、高腔钞本之类,此亦日本学人领风气之先所体现于古籍收藏领域者。集中有《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归属》一篇,近于论文,辩疑探佚,最见功力。此外所涉及者,还有内藤湖南、神田喜一郎、吉川幸次郎这些东洋汉学史上的赫赫名士,亦当为今日读者所乐见。

近世以降,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形成了两次“群趋东邻受国史”的浪潮:第一次是晚清民初,所得者大,更多是汲取观念,效仿范式;第二次是近数十年间,所得者专,更多是引进资源,借鉴成绩。百年之前,王国维赶上了第一次浪潮,受日人新学风的熏染,遂知古典戏曲的文化价值,是为文学史研究之一大开拓。(近世两大学术巨擎,王国维以戏曲史钩沉开始学术生涯,胡适以《红楼梦》考证开始学术生涯,皆挟新观念之西风,将俗文学引入文学史殿堂。)百年之后,仕忠赶上了第二次浪潮,收拾戏曲文献及戏曲史学的遗绪,亦满载而归。此异代不同时,而皆可谓戏曲研究史上的日本因缘。

不过,我们却应该再追问一句:为什么仕忠能有日本因缘?他的因缘,为什么不在此而在彼?

在附录的访谈里,仕忠极感慨而言:“有时,我真觉得北京远,东京近。”何以云然?因为,“书在东京,我还可以看得到,抄得到,我可以争取复制,可以申请出版;但书在北京,我们却常常没办法看到,更不要说复制了。”呜呼!人在中国,而无中国因缘,此所以有日本因缘也。

就内涵来说,这本集子其他部分亦有可观,尤其是杂论和忆人部分。

仕忠于友生门生求学时的焦虑,每从容释解之,比如《学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》一篇说:“所谓学问,一种是世俗性的认同,如学校认同,媒体认同,会议等类场合之荣光等等。另一种是学界内部的认同,是同行的认同,是一些真正以学术为标准、以学术为追求的人的认同,此所谓学术只是荒江野屋、二三知己之事。故立的标准不同,看法也就不同。世间滔滔皆如是,可世间也仍有许多并不如此之人。即如当世无其人,也仍可尚友古人。纵论今日之世,大都谓‘浮躁’云云,但我也仍以为,每一代皆有浮躁,皆有做学问和不做学问之人。只是比例之多与少而已。而我辈既然认为浮躁不妥,则何不选择加入不浮躁之行列?……但另一方面,学问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只是需要老老实实地去做而已,只是需要用心去体悟、全身心去爱而已。”此可谓见道语,我虽在学院之外,亦感受如一。

他因太太的关系,与杂文家牧惠先生多有交往,《牧惠先生三年祭》一篇记录了牧老自述的经历:“他离开中大在粤东打游击时,认过一个农妇作契娘(干妈),契娘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,他则向契娘宣传革命后农民翻身的幸福。三十年后,他重回革命老区,看到的事实是,契娘与乡亲们的生活,甚至远远不如以前。当他见到老态龙钟的契娘时,紧紧地握住契娘的手,眼里的泪水大滴大滴地滚落,羞愧得连想说一句‘契娘,我对不住您老人家’都哽住了。”这就不止是“学术边上”,更是“人间关怀”了。

这样来看,此书不仅示所以为学,也示所以为人。能作此序而冠于书前,于我实在是光荣的事。

前些年,曾有前辈大家设法让我厕身高校教授之列,后其事不成。记得当时仕忠表示过一点意思,惋惜我没有更早走上学院式的道路。坦率说,我之所自期者,在方法和领域上皆有异于当世学界主流,不能身入学院,于治学本身并无所失,所失者在治学之外而已。只是,“名教中自有乐地”,今读仕忠此编,看他专于一业,周行万里,亲身实践了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苦事兼乐事,当然是我极艳羡的因缘了。

(本文为《书的诱惑》序言,经作者授权刊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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